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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氣候變化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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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清碳中和的幾個認識誤區

        【生態觀察】  

        作者:顧佰和(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研究員)  

        目前各國提出的與碳中和相關的目標表述主要有三種:氣候中和、碳中和、淨零排放。其中,氣候中和指人類活動對于氣候系統提供沒有淨影響的一種狀態,需要在溫室氣體排放量、排放吸收量和特定區域大致的生物地球物理效應之間取得平衡;碳中和指的是人類活動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與人爲二氧化碳吸收量在一定時期內達到平衡;淨零排放指的是人類活動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與人爲排放吸收量在一定時期內實現平衡。大多數國家在目標中對溫室氣體涵蓋範圍的界定並不清晰,沒有嚴格區分這幾個概念,這在未來碳中和核算標准制定時,可能會成爲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重要議題。

        誤區一: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將不再適用

        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巴黎協定》框架下提交了各自的自主貢獻減排方案。爲實現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需要付出比發達國家更大的努力,畢竟它們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同時,還面臨經濟發展、就業、貧困、環境等諸多需要解決的難題。在沒有大規模、低成本的能源解決方案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低收入國家爲了生存和發展,必然要使用一定量的高碳能源以維持經濟社會發展,由此帶來排放上的增長。爲此,國際氣候治理應繼續堅持共同但有區別、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則,正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要和特殊國情;發達國家也應切實履行承諾,通過資金和技術轉移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應對能力,加速減排。

        誤區二:碳中和將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重制約

        碳中和目標確實會對部分傳統高碳行業帶來不利影響,包括煤炭和油氣行業。但碳中和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轉型過程——在此過程中,不適應新發展需求的高碳行業將會有序退出,擁有相對充分的緩沖時間。而且,並非所有的高碳行業和産品都會消失,例如煤電、氣電將在提供系統靈活性上找到生存空間。同時,碳中和目標也將爲高質量轉型發展提供助力,倒逼産業升級,促進綠色創新,並創造一批新興産業。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氣候雄心峰會上宣布的風電、太陽能發電12億千瓦以上裝機目標,將很大程度上促進可再生能源産業的發展,電動汽車、分布式能源、儲能、氫能、能源互聯網、自動駕駛等新興産業也將在碳中和願景下展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此外,綠色低碳産業的發展將有力促進就業。據國際勞工組織2018年報告,到2030年,電動汽車、清潔能源、綠色金融等創新性新興産業將爲全球創造2400萬個就業機會,而同期煤炭、石油開采等高碳産業失去的工作崗位僅600萬個。

        誤區三:負排放技術將爲碳中和提供終極解決方案

        當前主要的二氧化碳移除措施主要包括造林和再造林、土地恢複和土壤碳固定、生物能源與碳捕獲和儲存、直接空氣碳捕獲和封存、增強風化和海洋堿化。這些措施在成熟度、潛力、成本、影響和風險等方面差異很大。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18年發布的《IPCC全球升溫1.5℃特別報告》,如果大規模部署,大多數當前和潛在的二氧化碳移除措施可能對土地、能源、水、農業和糧食系統、生物多樣性和其他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産生重大影響。把碳中和目標建立在如此高不確定性的未來技術上,是不理性、不負責任的表現。此外,如果過于強調使用二氧化碳移除技術,將可能在近期促使更多相對高排放技術的使用,把減排壓力延後,這會給全球溫升帶來更大的不可預見性。因此,當前的碳減排策略應以能源結構調整、産業結構轉型、能效提升、生活方式低碳化等手段爲主,負排放技術可以作爲補充手段儲備,以對沖遠期非二氧化碳等難以減排的殘余排放,並以小規模部署方案爲主。

        誤區四: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可爲碳中和提供巨大幫助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在短期內確實有比較大的減排潛力,但中長期減排潛力有限。根據大自然保護協會的研究,2016年至2030年,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可爲實現《巴黎協定》2℃目標貢獻37%成本有效的減排量;在2030年、2050年和2100年,其碳減排貢獻率分別達到29%、20%和9%。而且,作爲快速生物碳循環的一部分,這一方案的碳儲存並非永久性的。例如,儲存在樹木中的碳可以通過森林火災再次釋放出來。但與此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該方案有很強的協同效應,除了應對氣候變化,還可以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水資源調節和淨化、土壤改善、空氣質量改善、減貧等多方面發揮協同效益。此外,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也是我國在國際氣候和環境議程中發揮引領作用的重要抓手。例如,我國與新西蘭在2019年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就共同牽頭,推動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的全球行動,後續可以繼續在這方面增強領導力,強化我國在全球氣候和環境議程中的合作領導地位。

        誤區五:我國推出碳總量控制制度的時機尚不成熟

        我國已經提出在2030年前碳達峰的目標,並以碳強度即二氧化碳排放與GDP的比值作爲核心碳減排指標,但尚未提出碳達峰時對應的碳排放總量目標,也一直沒有建立起以碳排放總量爲核心的低碳發展制度體系。實際上,我國已經具備實施碳排放總量控制的制度和行動基礎:一方面,我國制定了比較完善的自下而上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單編制方案和指南,積累了溫室氣體排放數據的測算經驗,在“十三五”時期執行能源雙控、碳強度等約束性指標,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汙染防治法》,在重點大氣汙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目標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另一方面,部分地方試點提出了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爲碳總量控制提供了實踐基礎。例如,北京市“十二五”期間以立法形式出台《關于北京市在嚴格控制碳排放總量前提下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決定》,實施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碳排放總量和強度的雙控雙降機制;上海市“十三五”期間設定到2020年及每年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並分解到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兩個重要部門。這些試點示範可以給國家層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一手經驗和實踐基礎。

        碳總量控制制度將爲應對氣候變化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法治基礎,也是全國碳市場長遠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爲了兌現碳排放提前達峰和碳中和的莊嚴承諾,我國應盡快構建以碳總量控制爲核心的制度體系,爲全面推進綠色低碳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助推現代化國家建設、引領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變革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學術指導:譚顯春,系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30日 09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時間:202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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